钟山文艺讲坛 鲁敏:二十年一个写作者的养成之

  在中国文坛上,70后作家群无疑是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,他们的文字,记录了乡村到城市的变革,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跃进与失落。鲁敏,就是70后作家中的一员。从事写作20年,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70后同行做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我们是被乡村文学滋养过的,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学对思绪与写作的冲击,又促使我们进行反思。”

  【编者按】由南京市委宣传部、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,南京报业传媒集团、南京广电集团协办,凤凰网江苏承办的系列讲座“钟山文艺讲坛”进入到了第二季。期间,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场观看,网络传播也收获了众多粉丝。名家们对文学艺术深入潜出的讲解,不仅帮助市民领略了艺术之美、增强了欣赏能力,更是激发了热爱艺术、走进艺术的兴趣。

  在中国文坛上,70后作家群无疑是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,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激动又迷惘地成长,在国企“生死之变”的低压中寻找人生的真相,在新世纪的后浪来袭时依然屹立滩头,风吹不皱。他们笔下的文字,记录了乡村到城市的变革,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跃进与失落。

  鲁敏,就是70后作家中的一员。从事写作20年,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70后同行做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我们是被乡村文学滋养过的,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学对思绪与写作的冲击,又促使我们进行反思。”

  “一个城市总是有一个城市的气息、节奏和氛围,北京给人一种辽阔的感觉,但同时也有某种喧嚣的背景,我好像还是很怀念南京比较宁静的东西。”

  14岁离开东台,入学南京长乐路上的江苏省邮电学校,鲁敏至今已在南京生活了20余年,她的写作之旅,也从这里出发。1998年至2007年,鲁敏陆续发表《纸醉》《思无邪》《逝者的恩泽》等小说,那时她像此刻想念南京一样牵挂故乡,作品中“寂寞辽远”的“东坝”,是她寄托乡土温情之所在。

  鲁敏曾说,她给“四时收获、生死轮回”的故土起了个艺名,叫“东坝”。“东坝”如同沈从文笔下的“湘西”、韩少功书写的“马桥”,是鲁敏将思念之情倾倒纸上,构建出以故乡东台为原型的乌托邦天明水清,居民和善,没有敌意和纷争,只有和平与温暖。

  反思人的来路和历程,既有个性化的意味,有时又会发现共性,有一批70年代的写作者经历与鲁敏相似,也同样专注于筑造理想中的家乡。来自某个乡村的他们,可能由于读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,前往县城、城乡结合部,或者获得更好的机会到省城谋生,在改革转型的宏观背景下,加入人口迁移的洪流。

  “处于写作的叛逆也好,处于人生成长中的叛逆也好,20岁离开了乡村来到都市的写作者会对乡村审美进行思考,依然想在乡土审美里面进行传统的延续,因此乡村文学是写作者最大的精神源头。”

  在都市里攫取的经验和体会,外国文学引进导致的历史回望,改变出走者反观故乡的视角。“取景器”的机位架在乡村还是脚下踩的土地上,取决于他们想如何将乡村的血脉传承下去。

  所处地域的变化自然是鲁敏动笔的原因之一,但更为重要的催化剂显然是她从事邮政行业的15年。按照她的话来说,成为写作者有客观的因素,也有主观的因素,甚至跟个人气质有一定的关系。对鲁敏而言,创作条件中,生活体验和阅读各占一席。

  从学校毕业后,鲁敏便步入社会,做过营业员、小干事、记者、秘书等不同的工种。邮政行业的工作环境给她提供了观察周围的便利条件,也让她对劳动力更有价值的领域饱含感情。

  鲁敏不太喜欢过分抽象、冰冷现代性的东西。做过团总支书记、当过办公室秘书,卖过票、举办过未婚男女相亲舞会,早期繁杂的邮局工作令她的审美偏向接地气的“粗糙”,不过写作素材也由此积攒起来,枯燥的生活片段在文学世界里熠熠生辉。

  火车上的人,像蚂蚁一般在闪闪发光的铁轨上爬行,“偌大的地球,漫长的轨道,可我们待在很狭小的车厢里,就让你对时间、空间产生一种想法”;查死信的投递员是位“劳模”,但他看上去极其寂寞;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神圣正义,已经成了日常的无聊消遣,《谢伯茂之死》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的生活“荒原”

  年复一年按部就班的日子,每时每刻上演着普通人的“奇遇”,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,让少女鲁敏踏进邮政行业的不情愿,终于化为今天作家鲁敏心中的感激。

  “时间望着我,记忆望着我”鲁敏喜欢这句话。她笑道,有时候她觉得作家是很没有良心的,因为作家会“榨取”生活,“利用”平凡人的喜怒哀乐,建造隐秘的私人王国。

  在普遍意义上,技巧和技术可以进行训练,只不过要达到有个性、有风格、有自我审美建造,到最后还是依靠人的独特经验、强大的内心,然而,鲁敏认为,就写作而言,再丰富的社会经历也不足以支撑写作者广阔的世界观。

  鲁敏在获取文学信息方面饥肠辘辘,她时常认为自己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、自我教育完成不足,因此形成了心理上的自卑。读书之于鲁敏就有两种意义,一种是心理安慰,二是治愈“阅读强迫症”。

  “我读书有强迫症,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!只要看到有书没读总是不安,觉得应该读一下,没读就没有安全感。”她解释道,“想要了解同行想写什么,他们走到哪一步。我有一种对业态的焦虑。”

  作家冷酷无情,将人间的悲剧与绝望毫不留情地撕开来;作家又多愁善感,面对苦难,他们总以悲悯之情抵抗无法避免的现实。出走东台的鲁敏,在城市生活越久,越敢于揭露精神匮乏的城市问题,也越同情囿于困境的都市人群。日月迟缓、人生美好的“东坝”系列小说就此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
  “它可以让你慢慢地享受时光,我觉得就是虚像。”城市的钢筋水泥显然没有泥土那样柔软,鲁敏说,“后来把机位架到了水泥地上,我也在考虑,我到底应该怎样来观察城市生活。”

  城市生活其实有许多书写的方式,一般来说,人们会从经济角度来考察。房子、车子、职位升迁,这些侧重于物质层面的描写,常见于现在的都市小说。但是以简单粗暴的二分法,以物质层面为标准划分人的精神世界,又显得格外荒谬。

  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,无论是身处乡村,还是落户城市,贫穷也好,富有也好,一定会有自己的痛苦与无奈。鲁敏将之理解为既定的宿命普天之下,每一个人都有精神上的不适,它和物质没有必然的联系,而是“人之为人,必有暗疾”。

  “我以前特别喜欢美国南方作家奥康纳,他说过一句话,对于视力不好的人你可以放大这个图像,让他看得更清楚,对于听力不好的人,你可以呼喊让对方听得更清楚。”

  鲁敏将“大声”的观念贯彻到底,当她强调她的审美主张时,就进行相对戏剧化的、火力猛攻的阶段写作。《九种忧伤》《六人晚餐》的陆续面世,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强烈呼喊:这个城市是用精神空间来衡量的。

  “你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精神是不是有一点匮乏,你原来只是考虑身体是不是营养不良,那么其实我觉得精神这方面我们可以分得更细了,你是不是天天看娱乐片,能不能看一点哲学书,可不可以了解一下真正的悲剧是什么样的构成。”

  鲁敏迫切地希望传达“精神面貌决定现状与路径”的文学主张,南京这座城市,也在不知不觉中,成为了她书写“暗疾”的地理坐标。

  色彩斑斓的红霞布店、小巷深处的鸭子店、老南京人一看就知道的大厂,鲁敏把南京标识带进作品,布置成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活动的舞台,排演一出又一出主人公因为不满于现有生活状态而选择逃离的大戏。

  关注“暗疾”的后阶段,鲁敏开始挖掘第二个主题,在强调精神生活的同时,也突出普通人的肉体生活,从身体的角度来探讨人被压抑、被功利化的部分,《荷尔蒙夜谈》正是创作于该时期。

  “尝试过精神暗疾、尝试过《荷尔蒙夜谈》之后,我就一直想人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种空间换一种生活方式,发现一个新的自我。”

  “逃离”是鲁敏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主题之一,当然这不是她首创的文学母题,英国作家毛姆的著名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、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《玩偶之家》,都是“逃离”的典型作品。相较于经典中的艺术化处理,鲁敏笔下的“逃离”,则是中国式、极富生活气息的出走。

  《奔月》中,她释放出了自己内心里的逆反元素,让主人公小六摆脱了世俗与道德的原罪重力,飘尘出世,实现了本我的一次逸奔。通过“逃离”再次探讨精神空间,究竟在何处完成自我救赎,在何处找到真的自我。

  比起鸡汤式的自我较量,“真正”的挣扎在作品中得以实现,作者本人不安分的天性也得到了满足。多年来,“生活上很乖”的鲁敏保持着思想上的肆无忌惮。

  如果在生活中把创造力用完了,写作上可能就成了强弩之末,所以鲁敏在生活上刻意保持简洁性和单调性,在写作的时候完全打破各种规则,破除界力她乐于保持双边的平衡和安稳。

  生活是多维度的,比如人需要就职生存,这是经济的维度,也需要通过和其他人的交往获得慰藉,这是情感的维度。鲁敏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写作既是精神来源,又是生活补给,只是这种幸运,不能保证她时时刻刻都幸福。

  “因为写作本身是很被动的生涯,你会受到灵感的奴役,我们经常开玩笑说,写作过程中我们虽然是自己的主人,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主人,就是灵感。”

  “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时候,那种恐怖感、虚无感、不存在感,是非常强烈的。我们同行之间交流的时候,发现大家都在用很大的力量抗拒这种没有任何产出、没有任何价值证明自己存在的这种焦虑感。所以当灵感眷顾你的时候,你当然很幸运。”鲁敏笑谈。

  “我用85%的时间来面对那种焦虑,灵感跟我没有任何往来的那个阶段。所以我觉得85%的焦虑和15%的幸福时光融合在一起,构成了我的写作生涯。”